证券业协会对疫情较重地区企业减免信用评级费用

(原标题:证券业协会:信用评级机构可对疫情较重地区企业减免评级费用)

正处在疫情防控期,监管层对于企业经营的支持还在继续。

由此可见,受到更强技术驱动力的企业,其转型态度更可能是被动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驱动较强的企业,其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往往更新换代较快,其在日常经营中更加与时俱进,可以在环境变化已对其造成显著影响时再审时度势,着手进行战略转型。

这一结果让人有些费解,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动态能力较强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战略柔性与“随机应变”能力,既使在环境变化已对其造成影响时,企业也能游刃有余地进行战略转型。

第一,疫情期间,评级机构在保证业务合规运行的情况下,需要现场尽调的可以采取视频、电话等在线方式开展相关工作,做好访谈内容记录和保存访谈过程记录;待疫情结束后,根据具体情况补整现场尽调及相关材料。

青岛莱西市通过线上与11个内资和1个外资项目顺利签约,总投资额达210.2亿元。侯义凤 摄

此外,调查还发现(图5),在动态能力较强的企业中,高达66.6%的企业所进行的转型都是危机性的,而仅有12.7%的企业所进行的转型是前瞻性的。与此相对,在动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前瞻性转型却高达40.74%,甚至于还高于危机式转型的37.04%,表明企业的动态能力越强,其进行的战略转型越可能是危机性转型,相反动态越弱的企业,其转型反而更有可能是前瞻性转型。

一般来说,若企业近年有过战略转型的经历,则其更可能拥有一种实施战略转型的“传统”,它在未来环境发生变化时也更有可能再次走上战略转型的道路。在调查样本中(如图6),54.73%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发生前的三年内进行过某种转型,其他的 45.27%近三年没有进行过转型。

如图4所示,在动态能力较强的企业中,59.02%的企业在经历此次疫情之后实施了战略转型;在动态能力一般的企业中,33.33%的企业实施了战略转型;最后,只有29.63%动态能力较弱的企业实施了战略转型。由此可见,较强的动态能力会驱动企业积极进行战略转型。

日前,青岛市和东华软件举行的项目视频签约仪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投资30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与华为合作的鲲鹏生态项目由此正式落户青岛。同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也举行了“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网上签约”仪式,总投资105亿元的12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在青岛莱西市,11个内资和1个外资项目通过视频连线顺利签约落地,总投资额达210.2亿元……

6. 调查发现,在受到较强竞争力量驱动的企业中,61.27%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选择了转型;而受到较弱竞争力量驱动的企业中,这一比例则只有40.32%。说明企业受到的竞争力量驱动越强,进行转型的可能性更高,而且所采取的战略转型越可能是被动的、危机性的。这一现状给企业提出了实践要求,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时,不应该充当竞争对手的“跟随者”,随其他企业的调整而进行后发调整。相反,企业应当以自身的愿景与战略发展需求出发,成为战略转型的“领头羊”,让别人“因己而变”。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生产经营。青岛市财政局紧急拨付了青岛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批面向中小企业的扶持资金,受益企业50户,资金总规模5460万元。

疫情的突然爆发除了导致宏观层面的经济下行之外,也会对微观层面消费者的生活习惯、需求内容与偏好等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并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偏好与模式。正是这种顾客维度因素的变化,导致了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转型。

3. 研究结果显示,较强的动态能力会驱动企业积极进行战略转型。而且,企业的动态能力越强,采取的战略转型越可能是危机性转型;而动态能力越弱的企业,反而倾向于实施前瞻性转型。实践中企业不应将自己的动态能力作为“万能盾牌”,指望在危机关头靠硬实力实现“翻盘”。企业应跳出自身动态能力的“舒适圈”,让前瞻性思维渗透入企业的战略转型实践,更多地进行主动转型而不是被动转型。

调查结果显示,在面对较大绩效压力的企业中,高达72.51%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实施了战略转型;在绩效压力一般的企业中,实施转型的比例下降至55.46%;在面对较小绩效压力的企业中,这一比例则进一步下降至43.99%。由此可见,较强的业绩压力能够促使企业提高危机意识,实施战略转型。

企业从过去的竞争中所获取的竞争经验具有一定的历史依存性,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会基于过去的历史路径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经验,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战略选择与发展。因此,企业过往的转型经验对其未来的战略转型实践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这份通知中,证券业协会提出了五点要求。

青岛复工复产企业按规定进行防疫消毒。周大勇 摄

在企业的转型实践中,有的企业认为战略转型是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中都必须进行的任务,这些企业往往会在环境改变之前就针对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积极的战略转型。可以说,这些企业家对于战略转型是持一种前瞻性认知态度,他们认为转型是企业的一种主动性变革,是根据对未来形势的预判而提前在战略上进行的一种调整。

此前的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后,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就此答记者问时提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等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部分行业、企业生产和投资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增加。针对这些问题,证监会将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机制功能,优先为疫情严重地区相关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服务,帮助支持他们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在这场战“疫”中,青岛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了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目前,青岛市经济发展“引擎”已重新启动,重大项目线上签约成为强力的助推器。

进一步来看,我们则发现(如图11),顾客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所实施的战略转型仅有9.02%属于前瞻性转型,顾客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则有25.29%属于前瞻性转型。而对于危机性转型来说,其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中占比高达73.68%,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中占比则为50%。

为何顾客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反而更倾向于危机性转型?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的理解是在消费者需求变化较快的行业中,“私人订制”是较具竞争力的营销方式,为了适应顾客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企业往往需要根据顾客已变化的需求进行调整,而不是提前预测顾客需求。

第三,需要签字的评级报告等材料,评级机构可以请当事人授权其他同级别工作人员代为签字,代签人员应本着自愿原则,当事人应后续补签,同时将签字授权说明存档(代签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评级委员会会议可以在线形式开展,并做好会议记录工作。

企业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创建、重构企业内外资源从而在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中不断寻求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因此,动态能力能够反映企业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时的适应与调整能力,它主要体现为企业的成本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危机公关能力等。

我们的调查发现企业的转型态度不同,其转型实践也会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的观点,认为如果企业家对外部输入信息的认知不同,那企业所做出来的行为选择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此可见,企业过去的转型经历使其将来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采取转型措施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会形成企业的一种 “转型传统”,即企业会将战略转型作为其今后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

1.疫情之下,不论企业受到的转型驱动力是强是弱,进行前瞻性转型的企业比例都远远低于危机性转型的企业。这说明目前大部分企业均倾向于在环境变化已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后才开始思考转型,战略转型的前瞻性还是不够。总体来说,这种危机式转型的态度不利于企业的长远良性发展,企业应在日后的经营中主动尝试前瞻性转型,用更加长远的目光促进企业成长。

由此可见,持有“前瞻性认知”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进行转型的比例最低,而持“危机性态度”的企业进行战略转型的比例则最高。这一结果比较有意思,我们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企业的前瞻性转型往往是建立在自身战略定位与发展需求之上,通常具有较为固定的节奏与模式,不会因环境的突变而发生改变;与此相反,危机性转型则是在环境变化已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之后企业做出的一种被动的“自救”反应。

围绕“青岛18条”,青岛市多个部门纷纷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各金融机构和企业第一时间响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组合拳”。

事实上,各种动因对企业转型的驱动机制也是有所差异的,主要包括牵引机制与推动机制。其中牵引机制主要是指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战略转型的作用机理,比如企业基于自身的战略愿景与使命,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战略节奏,即使没有来自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的冲击和竞争对手的市场压力,也会通过内部“战略实验”等方式进行主动转型。

外部动因:顾客力量驱动

调查还发现(如图8),在进行了战略转型的企业中,91.59%受到较强技术驱动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进行了数字化转型,88.12%技术驱动一般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进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驱动较弱的企业这一比例则为79.53%。由此可见,由于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强的技术支持,受到较强技术驱动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比例会更高。

2. 在具有前瞻性转型认知的企业中,此次疫情后真正进行转型的企业比例较低,而持危机性转型态度的企业实际采取了战略转型的比例反而更高。

另外一些企业则可能认为战略转型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它只是企业在环境的影响下由于经营业绩急剧下降或者出现亏损时企业被迫进行的一种战略调整。因此,这些企业对于战略转型的认知体现的是一种危机性认知态度。

但是在实践中,企业不应将自己的动态能力作为“万能盾牌”,指望在危机关头靠硬实力实现“翻盘”。现实中,企业应跳出自身动态能力的“舒适圈”,让前瞻性思维渗透入企业的战略转型实践,更多地进行主动转型而不是被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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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一个转型动因和转型驱动机制关联性的四象限图(见图1)。该图试图揭示企业实施战略转型时面临的驱动因素与驱动机制,其中横轴代表转型动因(内因与外因);纵轴表示转型驱动力的作用机制(牵引机制与推动机制)。

第二,对于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或基础资产涉及疫情防控用途,以及疫情较重地区或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在沪深交易所等交易所场所发行的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机构可以在保障评级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评级作业时间,对于疫情较重地区的企业可视具体情况给予评级费用减免或延迟收取评级费用(需说明具体情况并留档),配合纾解疫情防控期间流动性困难。

然而,在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下,企业应该也有能力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手段,预测顾客需求,以进行前瞻性的主动转型。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转型经验的企业中,71.07%的企业在经历此次疫情后进行了战略转型,28.93%没有进行战略转型;而在没有转型经验的企业中,疫情后进行转型与没有进行转型的比例则各是34.98%和65.02%,这与有转型经验企业的情况差异悬殊。

5.较强的业绩压力会促使企业提高危机意识,实施战略转型。进一步数据还发现,往往没有过多业绩压力的企业才会采取前瞻性的战略转型,而业绩压力较大的企业较多地会实施危机式转型。现实中,优秀的企业应该跳出业绩压力的“束缚”,提高战略转型的前瞻性,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青岛而言,疫情的影响也必然是暂时的、有限的,经济发展“引擎”现已重新启动,这也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力量。

为帮扶中小企业应对疫情渡过难关,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包括稳定职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完善政策执行等18条。

7. 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中,在此次疫情后选择了转型的企业比重是65.41%;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中,转型的比例则为43.1%。由此可见,较强的顾客力量驱动使得企业更愿意“拥抱”转型,以迎合顾客需求。随着“私人订制”服务的流行,企业往往喜欢在顾客偏好已经发生改变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调整。但在大数据时代下,企业有能力也应当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手段,预测顾客需求,以进行前瞻性的主动转型。

更进一步来看(如图9所示),在受到较强技术驱动力的企业中,10.62%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所进行的转型是主动的,72.12%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所进行的转型是被动的;在受到较弱技术驱动力的企业中,主动转型与被动转型的比例则各为20.08%和53.15%。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青岛工业企业全面启动首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复工率达到86%,112家隐形冠军企业及重点中小企业复工率达77.7%。复工复产首日各企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姜海天12日在青岛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如上表示。

企业经营所需的生产技术、服务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工作方式及运营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生产技术、服务工具的变化频率与变化程度会对企业的战略转型产生一种技术驱动,也就是说,当企业的生产技术经常会有很大的变动时,这种较强的技术驱动会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实施战略转型,以适应新技术、新工具对企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联合三家银行,开展防疫物资专项应急贷款和中小企业转贷款业务。其中,防疫物资生产专项应急贷款资金总规模为10亿元,中小企业转贷款资金规模为20亿元。

证券业协会表示,相关通知是为了推进落实《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和证监会防控疫情相关要求,支持打赢防控疫情狙击战,维护证券评级机构构正常经营秩序和提升评级服务保障,助力债券市场稳定运行。

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高善武说:“我们围绕青岛市18条政策,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18+N’的政策体系,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内部动因:业绩压力驱动

2月13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向信用评级机构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证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开展有关事宜的通知》,其中提到,评级机构可以对疫情较重地区的企业视情况给予评级费用减免或延迟收取评级费用,配合纾解疫情防控期间流动性困难。

国外学者伯克曾经提出,企业间的竞争接触面越广,竞争强度越大,则企业之间“相互模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企业的这种模仿倾向会降低其自我创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其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往往先观察竞争对手的反应,之后再对自身战略进行调整与改善。

是否受到较强竞争力量驱动的企业更倾向于前瞻性转型呢?调查结果显示(如图13),竞争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进行前瞻性转型的占比略低于竞争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而危机性转型的占比(67.9%)则略高于竞争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58.87%)。

推动机制是指企业由于绩效压迫等因素被迫调整战略对外部环境做出的反馈式回应,其强调的是内外因素变化的压迫性。比如此次疫情所引致的绩效下降压力会迫使企业寻求转型以突破眼前的危机或困境。

据青岛市国资委初步统计,目前,青岛市属企业共有55个在建或计划新开工建设项目。截至2月11日,已有29个项目开复工;至2月底,37个项目将开复工;11个项目将于3至4月开复工,其余项目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复工。

第五,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债券发行人或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预计难以按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向沪深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并获得同意的,评级机构可以在该发行人或管理人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定期跟踪评级。若沪深交易所有其他规定,以其规定最早日完成定期跟踪评级。

青岛复工复产首日企业运行平稳有序。王作岩 摄

第四,评级机构应切实做好相关风险监测,积极关注疫情对发行人经营、财务及资金流动性的影响,可以通过非现场尽调形式及时监测企业信用水平状况;充分关注并分析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受评主体资信情况变化,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与发行人、原始权益人、受托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及有关单位沟通,充分了解其外部救助举措与具体偿付安排,合理谨慎进行评级调整,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信息新披露工作。

每一场危机都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党中央沉着应对,迅速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在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

外部动因:竞争力量驱动

如图3所示,疫情爆发后,在持有“前瞻性认知”的企业中,43.02%的企业实施了战略转型;在持有“危机性态度”的企业中,59.77%的企业实施了战略转型;对转型态度模糊的企业中,46.97%的企业实施了战略转型。

一般而言,具有较强动态能力的企业往往会对战略转型展现出一种更加“英勇无惧”的态度,会更乐于在环境变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时进行转型,这主要是因为较强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转型的“后备保障”之一。

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对其战略转型决策也有很大影响。当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时,较高的“同侪压力”有助于企业提高危机意识,其在危机发生时也更倾向于采取转型措施,以顺应竞争态势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岛政府部门还将根据疫情走势和企业实际,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广大企业雪中送炭,携手共克时艰。(完)

二、疫情影响与战略转型牵引机制

本次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逻辑(如图12),在受到较强竞争力量驱动的企业中,61.27%在此次疫情后选择了转型;在受到一般和较弱竞争力量驱动的企业中,则各有46.25%、40.32%的企业在此次疫情后选择了转型。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技术驱动较强的企业来说,65.49%的企业在此次疫情之后实施了战略转型;对于技术驱动一般的企业来说,52.48%的企业在此次疫情之后实施了战略转型;对于技术驱动较弱的企业来说,这一比例则仅为46.06%。由此可见,受到越高技术驱动力的企业,其实施战略转型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4. 研究中发现,有转型经验的企业中,71.07%的企业在经历此次疫情后进行了战略转型;而在没有转型经验的企业中,疫情后进行转型的比例只有34.98%。由此可见,企业过去的转型经历使其将来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采取转型措施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会形成企业的一种 “转型传统”,即企业会将战略转型作为其今后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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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的环境学派中,外部环境作为一种综合力量是企业战略形成过程中的中心角色,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力量。具体而言,来自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转型的驱动因素,我们称之为外部动因,比如消费者需求转移、竞争相对力量的变化等。

调查结果显示(如图2),在本研究的企业样本中, 14.68%的企业对于战略转型持有前瞻性态度,363家企业(占62.52%)对于战略转型持有危机性态度,另有133家企业(占22.80%)对于战略转型的态度模糊。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但这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的,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不会因为这次短暂的疫情而发生改变。

三、疫情影响与战略转型推动机制

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发文要求青岛各金融机构确保2020年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再降0.5个百分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抵(质)押担保门槛。

进一步,在外部环境通过对企业的绩效挤压效应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转型选择之外,对于企业来讲能否实现战略转型还要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决定了企业战略转型的实施与决策。

根据战略环境学派的观点,企业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尽管是对环境的一种匹配或反应,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环境反应决策的背后却体现了企业家的意志与认知模式。因此,企业家自身对于战略转型的看法如何,是影响企业战略转型决策的重要主观因素。

具体来看,证监会对于注册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相关企业以及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领域的企业,一方面,实施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绿色通道政策,优化工作流程,实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另一方面,结合正在推进的深化新三板改革,对相关企业挂牌和股票发行设置绿色通道,即报即审、专人对接、优先审查、审完即挂

一、企业战略转型的动因与驱动机制

如果企业所在行业的客户偏好经常快速改变,则该企业受到的顾客力量驱动较强,更有可能在顾客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时进行战略变革,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动。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强的企业中,65.41%在此次疫情后选择了转型,34.59%没有进行转型;在顾客力量驱动较弱的企业中,转型与不转型的比例则各为43.1%和56.9%。由此可见,较强的顾客力量驱动使得企业“拥抱”转型,以迎合顾客需求。

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如图10所示),绩效压力较大与绩效压力较小的企业进行前瞻性转型的比例分别为7.6%和21.31%,进行危机性转型的比例则分别为79.53%和56.01%,二者差异较大。这一现象比较有趣,没有过多业绩压力的企业中具有前瞻性转型认知态度的比重远高于业绩压力较大的企业,而持危机性转型认知的比重却远低于业绩压力大的企业。

中新网记者 杨兵 胡耀杰

如果环境变化对企业造成了较大的业绩压力,则其通过战略转型来“挽回”业绩的动机也可能会更加强烈。比如国外学者格林耶和米格曼曾经研究了25家停滞及衰退的英国公司,通过观察这些公司的经营绩效、经营行为和资本市场疲软表现的关系,提出了当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滑与企业的经营计划不相符合时,企业就有动力和愿望去选择战略转型行动。